我与李桓英大夫在工作上相处近三十年。无论是她对我人生的影响，还是对我事业发展的影响，都甚过了我的父母与家人。对她最好记忆，就是“写写她”。从2017年起我就开始提笔写她，断断续续、写写停停却没有划上句号。在新冠疫情中的2020年七月，在她百岁生日之际，我鼓起勇气再次提笔写下我俩的故事，作为我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我和李桓英大夫都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工作或学习过。在那里学生与教授之间要么称大夫或老师，所以我就习惯称她大夫。一九九八年北京市卫生局和宣传部门开展对李桓英事迹宣讲活动。我是宣讲人之一。那时我俩相处已过十年，作为她的学生、工作助手，无论写的或讲点什么，应该最能真实的反映她了。有关领导对我写的宣讲稿很是认可、赞赏，没做任何原则性修改。宣讲稿中有段话却让许多人印象深刻。这段话是：我在研究生毕业之际，我考虑到北京李桓英那里工作。可一些人好心的劝阻我，向我讲述李大夫工作起来有多麽地“狂”，批评起人来有多麽地“狠”，脾气又有多麽地“怪”。说和她一起工作太不轻松了，担心我受不了。但是也有一些更了解她的人说：“如果你想干事业，就去找李桓英。”我于是来到了北京，来到了李桓英身边。演讲中我例举了李大夫是一个干起工作不要命的事业狂人;对已对他人都从不宽容，严格到“狠”的作风;讲话率真、对人不留情面的“怪”的脾气。这些都是她性格的闪光点，人格的魅力。

　　我是1988年底到京的。我来时之前，李大夫好像是孤军作战，她的主要工作在我国西南的云贵川麻风病流行区。我初到的二、三年，仅仅只有我俩搭档工作，相处还算愉快。尽管时有“狂、恨、怪”的发作，我那时年轻，也慢慢习惯了。那时我们的研究聚焦在麻风病联合化疗(MDT)的深入推广、以复发为基础的联合化疗评价和实验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我和李教授每年至少两次赴云贵川现场，在现场她更像宣传员、播种机。除了动员州、县、乡、村各级领导支持我们工作，还要与基层防疫机构沟通，为我们作开路先锋。一有时间，就向村民宣讲麻风病“麻风病可防、可治、不可怕”等知识。我主要与基础大夫、化验人员交流，为发现、确诊病人、采集流行病学资料、收集临床标本等工作程序达成共识，开展现场工作。在北京的时间，她以总结现场工作、向WHO汇报、编写培训等。而我以实验检测、整理临床与流调资料为主。遇到作大样本实验时，所长派人来援助。

　　我俩相处的第一个十年(1988-1997)，是李大夫极力提携我创业、在麻风病高流行区“摸爬滚打”的十年。一九九〇，她与绍兰大夫亲自带领我赴山东潍坊启动麻风病治愈后复发监测项目。有了潍坊皮肤病防治研究所合作，李大夫就让我一人挑起了项目重担。李大夫那种干起工作不要命的狂人精神，也鼓舞我。记得有一次，麻风菌素试剂没有了，但病人已通知来了。我连夜乘火车回京取。一刻不停，打了个时间差，又返回潍坊。我和潍坊皮防站仅仅奋战了数月就完成了第一批、 对三个县、约1300个麻风病自愈者的监测。后来几年，李大夫多次赞赏提起了那个研究结果中的一个图表，即发现麻风病患者血清抗体水平与麻风菌素皮肤试验强度呈负相关图。这个结果不仅进一步佐证了麻风病疾病光谱中存在的体液免疫与细胞免疫的关系，而且在监测中，我们早期发现了二十多个复发患者。我也第一次申报成果，获得北京市科技成果三等奖。从她的“狂、恨、怪”中，炼就了我的自强不息。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北京与我们在云贵川的现场点，没有高速公路，没有通航。除了北京到省会城市外，常常还要在县、乡级的路上颠簸二天，甚至更长的时间。那时李教授年已七旬，够辛苦吧。记得是一九九六年吧，我俩与上海遵义医院的李院长、云南皮研究所的朱大夫同行去云南文山州。在车上困乏半天后，大家聊起了天。李教授饶有兴致地讲将起了她的家史。她满怀感恩之情，讲到她的母亲。一位来自旧中国偏僻地区的女性、忍辱负重挑起家庭重担。携家带口历经战争动荡、奔赴国外求生的故事，至今还印在我的脑海。李教授从小与父母在战争中辗转奔波、在美国海关按手印、遭人白眼等，可能是塑造了她那自强不息精神的源头吧。

　　我俩相处的第二个十年(1998-2007)前，我已结束在美国的学习。这十年风病的实验诊断，即在麻风病常规的临床、细菌学、组织病理学诊断的基础上，开展了免疫学、分子生物学诊断技术，以提高疑难或早期患者的确诊水平。我们使用在美研制的单克隆抗体，采用免疫组织化学、分子杂交技术，从麻风早期病患者皮损、鼻分泌物等检出了麻风菌抗原、显示了麻风免疫中的细胞因子。这种直观、形象的实验结果不仅地让李大夫兴奋不已，而且也得到同行赞赏。在李大夫热情参与、支持鼓励下再次申报成果，有幸获得了北京市科学技术二等奖。 不久又开展了麻风病基因诊断、耐药菌监测、麻风菌基因分型等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那时已是耄耋之年的她，要领引我们进入新的研究方向，她面临着巨大挑战。为了让我国的麻风病防治科研不落后于国外，她推荐我参加一个麻风病国际合作的组织。国际合作的节奏很快，除每三月上缴季度报告。在每年一次的合作国家会议上，上缴年度报告，公示各国结果、讨论并布置新的任务。我和李大夫经常在业务上争论。虽有研究生参与课题，可我像一块夹心饼干，夹在李教授与学生之间。她对学生那种“恨铁不成钢”的爱心，转嫁于我的“教不严，师之堕”之错。加上我的处理方法欠妥，我常常不悦，感到委屈。那时的她，将爱说的“自强不息”的口头禅，又加上了“与时俱进”。她说，如果她不继续学习，很难帮我修该英文稿中的实验部分。所以她不得不阅读大量文献，不耻下问地问我涉及的实验流程、甚至不厌其烦地帮我核实数据。当然我也没少挨批。我烦得要死、还想着躲着她。我感受来自她那里的压力太大了。

　　我与李教授相处的最后十年，是在磕磕拌拌之中度过的。除了我俩在科研选题等方面有较大分歧外，还常说我与她不一条心。我非常不理解，但认为她是位“智者”，她可能还有更长远的计划。 为此，在我完成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课题外，她就不支持我开展什么课题了。也许我想作那些课题不切实际吧。我很困惑，不知她是善意地给我挫折感，还是认为我的知识过时了。科技发展中存在残酷的竞争，继续执行跟班式的、或跟在国外屁股后面跑的研究确实没前途。加上我俩的压力都不小，双方需要调整。我选择了退一步海阔天空。可比我年长近三十岁的李大夫，却选择要“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令我惭愧。

　　退休后在家中静养，我好像有了点人生感悟。在我处于低谷时，李大夫已九十出头了，她当时承受的压力应比我大多了。可能她狠狠地批、压我，是一种她发泄压力的方式和渠道。人常说：“道是无情却有情。”李大夫的“狠”，充满了感情色彩。她对我有一种特殊的爱。李大夫常对人说我是她的助手。我于一九九六年和二零零一年分别赴美国与英国进修学习，都是她推荐的。无论我撰写中文或英文论文或学术报告，我都递交给她。她非常认真审阅、修改。虽然我也遭受了不少的“折腾”，在她的指导培养下，使我的逻辑思维、科学分析以及写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最近二、三年，她几次电话联系我，希望我再回研究所上班。出自于对工作的热爱和对她的尊重，我多次回所与她沟通，讨论专业问题。2019年夏天，我与李大夫的美国朋友、也是我在美学习的导师，Dr. Douglas一块去病房看她。 她激动不已，也许她的记忆打结，把我作为她的战友介绍给Dr. Douglas。那天我一直在感慨“岁月无情，人有情”。在李大夫百岁之际，送上我的祝福，祝她生日快乐!

　　翁小满 2020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