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庆芳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说的是一个真正的大成就者不仅要有个人的勤奋与努力，还要有良好的品质传承，按中国的实际情况，百年相当于三代人的时间。李桓英先生出生在中国正统的三代书香。心身并重是李桓英一门三代所作持的方式，但还有更重要的是中华优秀文化的基因，这就是天行健的坚持真理和化小我为大爱的磅礴情怀。李桓英的一个世纪从襁褓到期颐整整一百年是在中华文化的沃土中滋养成长起来的。

　　2020年正值李桓英百年华诞，全球爆发了新冠肺炎。直至期颐之年仍罣念公共卫生这一大爱仁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专业。李桓英是经历了公共卫生领域里唯一的百岁跨世纪的见证者。

　　我与李桓英的因缘是我在研究鬼谷子一书时，(俞棪著《中国政略学》的序中)发现了一个人的名字李庆芳(李桓英的祖父)。他的字号、著作、诗文，与我的课题有着重要的关联。积郁了二十多年的一个迷团，为我的论证找到了一把钥匙。为了进一步更深入的探讨，找到他的后人。我发动在山西长治的朋友，帮我联系对李庆芳历史有研究的人，与之对话后。我得知李庆芳的孙女在北京的友谊医院工作，并且是赫赫有名的麻风病专家。我又通过农工党中央的朋友帮我找到了联系电话。自此与李桓英教授建立了联系。

　　家国情怀铸桓英，李桓英的名字是其祖父所起。桓是华表的意思，英是英华的意思，二字和合即是为功杰出。李桓英的一生正是名副其实。李桓英的父亲李法端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他早年赴德留学，深感中国教育方面的弊端。在留德期间撰写了《欧行杂录》。通过这本珍贵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她与其父李庆芳一样的情怀。从李桓英祖辈和父辈一脉相承的中华文化核心，达则兼济天下为起点，走的是修身为人的道路。李桓英从小培养出来这种兼济仁怀，引导了她在中国处于百废待兴，一穷二白的困难时期，毅然决定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我与李桓英在一起的时间里，她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是她的祖父、父亲和母亲，这是她的培养基。我们在谈话中说起了唐代的颜真卿为受伤中毒箭的人吸吮浓血的事迹。她说：要是我，我也会这样做的，因为我要为患者解除疾苦，就不能怕自己吃苦。我们面对的每一位患者在基督教的《圣经》里他们都是圣子圣婴，和我们是一样的。我问您是否是基督徒?她斩钉截铁的说：不是!我说你在西方接受了那么多的教育，怎么没有和他们一起信仰的上帝呢?她说我从骨子里是讲唯物的、讲现实的，更是全心全意的想着如何解脱疾患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信教可能对于个人的心灵是一种慰籍，但是我更关注的不是自己的解脱，而是更多人的解脱。

　　有一次我听她讲述她在执行世卫组织的任务时去过很多国家和地区，她说到了一些信仰佛教的国家。我问她您对世界三大宗教和中国五大宗教的有什么看法?她很平淡的说，宗教在人类历史上始终与人类共存，这不是简单的说谁好谁不好的事情。宗教从本质上说也是人类为了向往美好的生活而进行心灵上的调治。人的心里乐观向上，如果没有恐惧，那么既使患上病，康复和治疗都会好一些的。

　　当我问及中国古代的医术是如何治疗麻风病的。她说：麻风病是世界流行最久的一种传染病。在中国的《论语》中就有一则孔子问疾。记载了孔子的弟子冉伯牛染上了麻风病，孔子去探视的情景。当然孔子不是医生，他只能尽人情，面对这个病还是尽不了人事的。所以我们应该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硬。做为一位医务工作者，一定要从人文大爱的情愫出发去深入的研究生理、病理、医理和心理。把爱心和科学成果相结合，才能取得最好的治疗效果。

　　说到祖辈对李桓英的影响，她九十多岁时，重回儿时常去的北京西山枫桥别墅时，她的记忆一点也没有淡化，反而表现出触景生情，神彩飞扬。在有限的时间里，她的思绪连绵不断。从京门铁路的西直门到三家店的火车，从坐乘的毛驴到路边的山泉，从庭院中的苍松、丁香到沟涧上的枫桥，她都如数家珍。因为她的祖父在这里吟诗作赋，在这里挥毫泼墨。这里曾经的一言一语，都无不流入了她聪慧的孩提髫年的黄口。

　　李桓英的祖父李庆芳先生，一代名缙。戊戌变法废科举后就读于山西大学堂，旋而受清廷公派赴日留学。在那个社会大动荡的年代，从小受的是孔孟诸子教育，已积累出他“读圣贤书，庶几无愧。”的心系国民的读书方向。所以他一生的知识，都是为了振兴民族，为民众而解忧。他的很多遗文甚至墓志铭都还收藏在国家图书馆，现今读来，很多内容仍不为过时。从他虽然学贯中西，却学古而不泥古，涉洋而不媚洋。一切以实际为出发点，坚持实事求是，始终独立思考，从不随波逐流。从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他为了振兴中华所做的一切努力中所透出的思想脉络、爱民情怀、心胸格局和丰厚的中华文化功力和修养。如他在中国最早提倡制定宪法，为此创办了《宪法周刊》为各界人士提供研讨宪法的阵地。他的《世界形势一席话》对当时世界各国的国情进行比较，从而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借鉴。就连一本书法的字书也是以《平民草字选》而命名，表达了为提高国民素质而进行的不懈努力。他创办了多所慈善学校，抚恤孤幼，创办艺学而提高国民审美意识。

　　李庆芳非常看重学习与教育的重要性。他以《孟子·滕文公上》中所说的“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李庆芳在功成名就后要做的事情除处理政务外，一是不忘家乡父老，二是兴办教育。他不但是爱国名缙，同时也是慈善家和教育家，华夏精神的传承者。

　　《欧行杂录》是李桓英父亲(李法端)为个人留学时的所见所闻所思。从书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李法端的思想。他提出两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并一生践行。一是提高国民素质，针对戊戌变法废科举后知识分子的人生出路，要学有用的东西，人要有自食其力的能力，中国应该大力开展职业教育。二是人要能具有手脑并用的工匠精神，要做有思想有能力的人。这两点都在李桓英的血骨里深深的融入了。

　　那年正值北京的“五四”运动期间，北京大学在整顿中暂未定下如何招生。求学若渴的李法端不愿坐耗韶华，运用从父辈遗传而来的文化基因，求真务实，朝着完美人生去开拓进取。从准备出洋留学的准备时的心理，到一路上遇见不同的事物、景物而有所思、有所想，通过他的文字透射出他心灵的脉动。从京城出发，一路上有贫困的地方，有繁华的地方。见到贫困的景象，他则心生恻隐，立志要改变社会贫穷，让贫困的人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看到繁华他不是羡慕，而是思考这个世界的不公不平。他在上海暂短的逗留，参观了赫赫有名的爱俪舍花园。爱俪舍花园因其男园主的名字叫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是清末民国时远东首富，所以俗称哈同花园。爱俪园女主人是哈同的夫人，被宣统皇帝特封为“大清国正一品夫人”的罗迦陵(俪蕤(Liza))所建。这不仅是一座上海地标式的园林，更是那个时代新旧思想的交汇处。花园里不仅有众多的清朝遗老、各国洋人、保皇的康有为、梁启超、革命的孙中山、黄兴，还有一些无家可归的穷人，还有如徐悲鸿这样的艺术家、庄则栋这样的体育健儿，影响近现代学术文化的罗振玉、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等学界泰斗。这里诞生了中国早期的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实行免费教育而淡薄政治色彩、学术流派单一的圣仓明治大学、这里被中外人士奉为十里洋场“一只鼎”。李法端欧行途中至此，必然要驻足一看。他书中写到的不尽是哈同花园的典雅阔绰，字里行间流露的却是对这个世界两极悬殊的慨叹和思考，以及如何找到解决的办法。

　　他到德国本来是要经济学，但是他看到德国当时与中国的现状的差异，他想到的是孟子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一定要从自身做起，勤学苦练。在“西门子”实习时他不但努力完成工作，还主动加时加点。

　　李桓英受祖父与父亲的影响，1945年，她毕业于由“德医公会”改为意蕴兼济天下的“同济大学”。在她上学期间同济大学因上海沦陷，被迫迁往四川的南溪县(今属宜宾市翠屏区)的李庄镇。李庄同济大学在童第周的倡导下，在传播医学知识的同时，破除迷信。提出了学生要做“万人之医”的口号。所谓做“万人之医”就是鼓励学生努力攀登科学高峰。“不要做一人之医，要做万人之医”。所谓一人之医，“就是(以)他人的方法行医”。所谓万人之医，“就是有所创造，有所发明，许多人照你的方法治好病人，就能一人顶万人的作为了”。在李庄的这种学术氛围感染中，李桓英在心识中种下了同济万人之医的种子。

　　大学毕业后在母亲杨淑温的引导下，她抱着兼济天下，成万人之医的志趣考取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学习公共卫生学。

　　这所大学是一所世界顶级的大学，以“鼓励研究以及独立学者的进步，使得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精湛的学识推动他们所追求的科学以及所生活的社会前进。” 和“科学最大的需要是观察，社会最大的需要是人。因此，大学的目标就是把学生在各自求学的科系中，尽可能的培养成出色的，但又诚实热情和真正智慧的人。”这所大学里不但培养出了很多外国政要和科学家，中国在那里的学子也毫不逊色。李桓英和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都是在这所大学毕业的翘楚。这所学校所建立的公共卫生学科最为世界公认。

　　李桓英在这样的一所大学学习，不但学到了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对科学使命的认知。

　　这时她已从志学之年成长到了而立之年。她善于把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解决实际问题之中。1950年毕业后受聘于世界卫生组织(WHO)。成为了中国女性中唯一的世卫组织官员。在世卫组织里，她为了实现兼济天下的理想，不断的奔波于各个贫困的国家，为解救贫困、罹患疫疾而造成贫上加贫，困上加困的人们而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调研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一些新研药物的使用效果情况。

　　归国后她没有去向国家索要她家原有的豪宅，而是为了方便工作住在狭窄的宿舍和寄居在同事的家中(另一位时代楷模马海德)。这时她已达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舍小我向大我的精神境界了。在国家十分困难，特别是科研机构的调整，她被派谴到地方去工作。在地方更加艰苦的地方，她仍然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她凭着仁爱的情怀，学识的积淀，积极的探索，勤奋的劳动，生是用柴锅研制出了治疗头癣的新药，这种被传统上说成内不治喘，外不治癣的顽疾被她攻克，成为了医治万人之医。

　　在她年届花甲之时，她一无反顾提出了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顽疾麻风病的研究。从此积四十余年之竭力，历尽千辛万苦，打破了麻风病的堡垒，在人类医学史上创造出了奇迹。

　　李桓英的事迹已被广为传颂，有很多书刊影视都有记述。下面我为了从细处透析李桓英的成就之源，再说一些点滴琐事。

　　我最愿意和李桓英聊天，向她学习。一是探究她的心路历程，一是探究信仰，一是看她对中医和传统文化的看法。

　　她喜欢艺术，当常观察她门厅和卧室的电子管音响和中式的小桌，了解她的衣食住行，旁及她用的每一件东西。每一次聊天都可以从她的言语中看到她的内心和行历的轨迹。如果说她是一位时代楷模，她的楷模是怎么铸造出来的呢?这是除了对楷模的景仰以外，更需要对这种铸造因果的必然性进行了解，这将是对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进步动力的溯源。

　　我对李桓英的第一感觉：她是一位心地纯朗的开明之士。我出于探究也向她提起一些她所经历过的往事。

　　2018年12月17日我到梅地亚新闻中心参加纪念林森150周年的活动。入场时每一位嘉宾都需要佩带一枚胸标，上面印有林森的头像。参加完纪念活动的研讨会，我到李桓英家里去看望这位长辈。衣服上的胸标还没有摘下来。李桓英问我衣服上是什么标志呀?我说是林森的像。话音一落，立即引起了李桓英的回响。她开始和我谈起了林森。她说林森是个大人物，是他代表国民政府对日宣战的。甚至说出了宣战书的准确时间是1941年12月9日。这篇宣战书的内容在时隔七十多年后，她还能悉数其中的内容，这不仅是她的记忆力超强，更是因为这个事件曾经深深的打动过她，是她爱国之心的积淀。

　　时过75年，李桓英说到此事还能如数家珍。可见其爱国之志在李庄的时候就已形成，特别是其祖父与林森有着同样的赞誉。李庆芳抗战期间意欲北赴延安，途中遇日军被俘，为了不接受日军的威逼利诱，最终被日军迫害殒没。当时政府的《中央日报》和解放区的《新华日报》以《晋名宿李庆芳被掳至死不屈》都对其所为高度赞誉。我们对比一下，两篇吊文性质何其相似乃尔!

　　2018年，李桓英家乡山西襄垣县的领导来看望李桓英，并请李桓英题写《李庆芳诗文集》的扉页。字写好后，襄垣的同志提出要李桓英盖个章。李桓英到书房取出了一枚亚洲象牙雕刻的图章。攥在手中，略有颤微。我看到她的眼角沁出了些许泪痕。事后我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她说这枚印章是她去美国与母亲临别时，她母亲为她专门镌刻的。象牙材质在那个时代不算是太稀奇的东西，但是做为治印来说还是很不错的，坚韧而细腻，触手温润。这也许是母亲留给她可以终身不离的念想。这枚图章最具光彩的是边款。整枚章高不过二寸，印面不足一寸，是典型的小型随用人名章。但是边款却是宋代周敦颐著名的《爱莲说》，这说明李桓英到美国学习，在异国它乡不要随波逐流，要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些字不但刻在了这一枚小小的印章上，更是深深的烙印在了李桓英的心里。

　　李桓英还和我讲了一件她很不惬意的事情。那就是她有一幅张大千所绘的墨荷图，一直珍藏，跟随她多年。但是不知什么情况，这幅画不翼而飞了。李桓英对这幅画不是从张大千在艺术领域里的名气而有不菲的经济价值，而是这幅画所表现的题材墨荷，莲荷是李桓英一生为人的一种精神榜样。

　　我知道李桓英从小吸吮了大量的洋墨水，学的是西医，她对麻风病的治疗也是西医的治疗方法。我就从侧面问她对中医的态度。她的回答也十分令我惊讶。她说医学不是近几百年才有的，是自从有人类以来人就会受伤生病，面对这些伤与病人们自然要想办法解决处理。中国的中医在西医没有传到中国以前就是唯一解决人们伤病的方法。医学面对的是病人，不是按死的学科套用概念，应该是找出解决不同疾患的对治方法。更重要的是中医的文化传统讲的是医者仁心，仁术要和仁心结合，中医在文化仁心方面的传承更多一些。其实我在治疗麻风的过程中不只是凭借药物，药物早就有了，可是对麻风病所起的作用不是很大，我只是把我的心和麻风患拴在了一起，我不会歧视他们，我是以我的爱心来对待他们的。世界上很多地方在历史上都是对麻风病人采取严格的隔离，一般都是等着他们自生自灭，这是为了规避更多的受传染，也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但是这种人道主义精神还不到位，是以具体的麻风患者为代价的。我所做的比别人好一些，能够取得成效，在很大程度是我除了用药和依据科学的医理药理这些专业人士都能做的事情以外。我更倾于对患者的人文关怀。通过与患者的密接，不但让患者增强了治疗的信心，同时也使我的研究呈现出了更多的素材。其实这种人文的关怀就是我们中国文化历代相承的仁心内容。

　　在李桓英的家中，最显眼的是两个房间都摆着音响。这些音响还都是发烧级的、电子管的。她喜欢听音乐，特别是西方的古典音乐，这可能是她最好休息方式。同时也是她通过这些华美的乐章体悟医道的奥妙吧。我在她的书柜中看到她的书外文的略多一些，也有一些中文的古书，还有一些文学名著。她很喜欢唐诗宋词。她说她在国外学习的时间长，应该多补一些国文的内容。在她的书桌上我看到她在读的一本《古文观止》。我问她：你还在读这些书?她说这些书中虽不是直接讲如何治麻风病的，但是有可能出现一些古人对麻风的认识和治疗记录。她介绍说古文的唐宋八大家中的柳宗元有一篇《捕蛇者说》就是通过对治麻风病的药进行了描述，当然柳宗元的文章主旨是说的苛政猛于虎，是一篇政论文。她这样一说使我想到了的孙思邈《大医习业》中说“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典》，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

　　在和她的交谈中经常会听到她这样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做过坏事。这是她良心的真实表述。毛泽东在为吴玉章六十寿辰致的贺词中说道“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我们看李桓英以及她的祖父、父亲都是这样的，一辈子做好事而不做坏事，这就是家风所遗传下来的品质所在。

　　通过上面说的这些琐事，我们可以看到李桓英所取得成就虽然在西方学习，但是她不从拘泥于课堂和书本的知识，她更善于在实践中求索，我听说在与大牌专家讨论麻风病治疗方案时，她对权威的话也决不是惟命是从，而是坚持真理，以科学理智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结合具体问题，做出自己的正确判断。

　　李桓英从志学之年到鲐背之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她都时刻不忘初心的精神，从选择学习医学治病救人，到成万人医，成为时代楷模。李桓英取得治病的秘诀有着中华医学一脉相承的大医精诚。被誉为药王的孙思邈《大医精诚》。但她一门三代都没有加入过什么党派，在她95岁这一年，她从一生经历真正体悟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伟大。她庄严地宣誓出了：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途而做出的决择。她实现了从爱心到爱民，从爱国到爱党的重大飞跃。这就是所有成就的历代有识之士的“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精神。这就是她从爱心爱民爱国爱党而成为中华优秀儿女、道德模范的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