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由党和政府建立的第一所大型综合性医院，北京友谊医院承载着深厚的红色记忆与不朽的历史使命。

　　岁月悠悠，友谊医院不仅见证了医疗技术的飞跃，更在医学教育的沃土上播种希望，在科研创新的征途中勇攀高峰，以无私的社会服务温暖人心。而今，还有许多为医院做出贡献的老专家仍在岗位上发挥余热，也有部分老专家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们的精神与智慧长存。为此，我们特别推出“共和国医者”系列专题，邀您重温他们曾经讲述的辉煌岁月，感受他们不凡的职业生涯与卓越的学术成就，共同追寻并传承那份珍贵的红色基因与不朽的友谊精神。

　　故事从一本民国护照起笔。1958 年，37岁的李桓英游历了大半个欧洲，最后在莫斯科登上了回国的火车，她的目的地是新中国的首都——北京。

　　那一时期，新中国百废待兴，急需海外学子归来、支持建设。钱学森、邓稼先等科学家纷纷回国，开启了我国科研事业的新局面，而李桓英也同样向往着素未谋面的新中国。

　　“那时我看到时代杂志封面，有导弹的这个专家钱学森回来，我印象很深。我在国外工作，上面有世界卫生组织，我做了几年，干嘛不回国工作。”——李桓英采访整理

　　李桓英谢绝了世界卫生组织高薪续约的挽留，从伦敦到巴黎再到罗马，她几乎跑遍了整个欧洲，最后从莫斯科坐火车回到祖国的怀抱。临行前，她曾去洛杉矶看望家人，此时，她的父母、妹妹和三个弟弟都已在美国定居。这是一家人一生中难得的团圆时刻，李桓英没有向父母说出内心的决定，她只和弟弟悄悄约定，保持通信，如果信中说的是大好晴天，天天有太阳，就代表一切平安。

　　60 多年后的今天，回想起当初的选择，李桓英直言“从不懊悔回国，我做了应该做的事。”

立大志 担大任 走过共和国阵痛的年代

　　待回到祖国的土地上，李桓英用力捕捉着新鲜的一切。她发现，曾经一个个势如猛虎、历经千年都无法控制的传染病，竟在新中国的土地上，一次又一次铩羽而归。作为曾任职于联合国的公共卫生专家，李桓英比谁都明白，要控制和消灭一个传染病，仅靠一个地方、一个部门是绝不可能完成的。难得的是，公共卫生基础极度薄弱的新中国，却也在政府的带领下，早早开始了行动。这种力量让她讶异，更让她备受鼓舞。

　　1959 年 3 月，李桓英调入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工作。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从事皮肤病、性病、麻风病，集医教研防于一体的国家级专业机构。她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进行梅毒螺旋体制动试验，面对高昂成本和技术门坎，李桓英在几个关键步骤上大举改进，耗时一年成功完成试验，大大节省了开支。1964 年，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第一任所长胡传揆教授向世界宣布，我国实现了对性病的基本控制和消灭！而美国著名记者、《红星照耀中国》作者斯诺曾去参观李桓英的实验室，看到暗视野下不断扭动的梅毒螺旋体，他称赞道“在中国，什么都有可能实现！”

　　1964 年，李桓英父母因不放心女儿，飞到香港与她见面。他们希望，此行能达成一个目的，让女儿回到美国，一家人团圆在一起。但李桓英还是拒绝了，此次见面可以用不欢而散来形容。这是回国后的六年间，李桓英与父母见上的第一面，不曾想，也是最后一面。当李桓英因考察麻风防治再次前往美国时，她静静坐在父母的墓碑前，沉默良久。

曾跌倒 再向前 向千年病魔亮剑

　　时间来到 1978 年，李桓英得知，我国著名热带医学专家钟惠澜教授正在筹建热带医学研究所的消息。这一次，她主动出击，请求调入，很快，57 岁的李桓英终于遇到了命运中的宿敌。

　　麻风病，曾与梅毒、结核并称为世界三大慢性传染病。最早的记载来自于三千多年前的古埃及。当时一种奇怪的疾病，在埃及南部和苏丹等地蔓延，人们把这种疾病称为“瑟特”，意思是溃烂。公元四世纪的欧洲，从斯堪的纳维亚到巴尔干半岛，面部残缺、手脚残破的晚期麻风病人，已随处可见。1975 年，中国出土的云梦秦简中曾记载了一位麻风病人，被押送到偏远的疬迁所之后挖坑活埋的惨案。恐惧和未知逐渐演变成仇视，虽然文化不同，但中西方对待麻风病人的态度却极为相似，认为他们是受到诅咒的不祥之人，不是焚烧，就是活埋或是淹死。病人不仅要遭受肉体上的痛苦，更要承受精神上的折磨。

　　正巧国际上也传来消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正开展热带病防治规划，把各大洲六大热带病：疟疾、血吸虫、丝虫病、昏睡病、利什曼病和麻风病列为全球控制疾病。李桓英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迅速了解到，一种联合化疗治疗麻风病的新方法，药物配方已经完成，但仍缺乏临床实验数据支持。为了争取到世界卫生组织免费的药品支持和实验项目，李桓英开始在全国范围进行走访调查。一个消灭麻风病的大计划，在她心中渐渐成形。

　　“年轻人嘛，要学习，要先进，要肯冒险，要敢突破。”——李桓英采访整理。

内容来源：BRTV《医者》